老昆明的近代银行和“金融大战”

1909年，大清银行云南分行在昆明开业，地点在今天威远街西端，这是昆明最早的近代银行，发行过银两票与银圆票两种“大清地钞”。但不到两年，清朝覆灭，大清银行黯然结束，“大清地钞”被清理收回。辛亥革命后，又筹办成立了富滇银行，云南从此又有了省立银行，在乱世中几起几落，此起彼伏。此后又有“偷渡”入关的外国银行，千方百计操纵汇率，垄断外汇，控制云南的经济命脉，遭到反击后才有所收敛。

昆明最早的近代银行

1904年成立的大清银行是清末最大的新式银行，履行国家银行的职责。1909年，大清银行在昆明三牌坊旧经历署（今正义路人民银行址）设立云南分行并开业，成为昆明银行业的鼻祖。

大清银行云南分行营运基金100多万元，在云南发行银圆兑换券和银两兑换券，通称“大清地钞”。这些“大清地钞”是原来规定仅在张家口通用的“大清户部银行兑换券”，注明“此票改云南通用”字样后，就在云南发行使用。到1911年6月，大清银行云南支行现银库存57万多两，发行银两票21万多两、银圆票33万多元，主要在昆明和个旧等附近州县流通。

因为有中央银行的旗号，资金雄厚，纸钞流通方便，业务灵活多样，大清银行云南支行营业兴盛，存、放、汇业务发展很快。辛亥重九起义后，大清银行云南分行停业清理，陆续收回销毁已发行的“大清地钞”，于1919年黯然撤销。

昆明最早的地方银行

昆明重九起义胜利后不久，云南军都督蔡锷就下令筹设地方银行机构，负责发行新政权的货币。经过紧张的筹备，1912年农历二月初九，富滇银行（史称老富滇银行）在昆明威远街西口正式成立营业，这是云南最早的地方银行。成立当年，富滇银行就在个旧、昭通、腾冲、下关等处设立分行，后来又在香港、上海、贵阳、越南海防等地设立分行，共有分行、办事处、汇兑处共50多处，标志着覆盖全省，联结香港、上海等地的云南地方现代金融体系的建立，对地方的金融、时政和经济稳定、有效抵御殖民势力侵入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辛亥革命时期，云南政治、经济治理成为“南北各省之冠”，富滇银行功不可没。

富滇银行直属当时的云南省政府，开办货币发行、存放款业务和汇兑业务，扮演着云南地方央行的特殊角色，时人称之为“滇省金融机关之中心”。在当局的强力支持下，富滇银行的滇币（时称老滇票）发行量逐年上升。因为统一货币的出现，云南商业贸易发展迅速，势头良好。

但在富滇银行成立之初，就被强加有“代垫省款”的特殊职能。按照规定：“在不妨碍营业的范围内，得依云南省政府的命令，筹付款项，以供财政上的需要。”民国初期战争频繁，有为国为民的护国战争，又有省内省外的军阀混战，政府军费严重不足，常常超额借款，而准备金又无增加，富滇银行不得不滥印钞票，以满足财政需要。这就为以后的通货膨胀、滇票贬值埋下了“定时炸弹”。

滥发纸币的结果是纸币贬值和通货膨胀，同时造成财政进一步困窘，当局再大举向富滇银行举债，富滇银行又不得不开机印钞——如此恶性循环，最后导致财政枯竭、银行空虚、市面紊乱，老滇票信用丧尽，几成废纸。银行挤兑、限兑乃至停兑之风已成常态，社会矛盾集中于金融，危机出现。底层民众受害最深，坊间有童谣唱道：你说东西贵，要怪吴三桂。大刀放山上，道士也下跪。

到1932年，省政府对富滇银行的积欠达4906万元，占富滇银行滇票总发行额的51.7%。富滇银行陷入危机，难以为继，最终于1932年6月宣告结束，另外建立新富滇银行。

最早进驻昆明的外国银行

1910年，法国东方汇理银行马上跟进，在滇南的蒙自设立分行，并进一步要求把分行设到昆明，被当局政府拒绝。1910年5月，东方汇理银行再次提出在昆明设立分行的要求，当局不便硬顶，就使了个绝招：先同意法国人的要求，继而又同意当时云南总商会的抗议，然后告诉法国人：“此事滇省绅商均严予拒绝，商会反对尤力，实属碍难办理，无能为力。”于是此事不了了之。

但是汇理银行不甘心，到了1918年，又以广东人为代理，不挂牌子，悄悄在昆明设立银行办事处。到1921年，见中国当局没有反应，竟未经批准就公开挂出了法国东方汇理银行蒙自分行昆明办事处的招牌，等到中国当局去交涉，法国人也支支吾吾，不了了之，办事处的设立，也成为既成事实了。无论是清朝还是民国，中国外交的软弱，主权如同儿戏，从这里也可见一斑。而东方汇理银行在云南、在昆明大肆发行“法纸”、控制外汇、操纵金融、扰乱市场、牟取暴利，也就是必然的事了。

据统计，法国东方汇理银行设立昆明办事处后，在云南发行的“法纸”迅速从700多万元增加到1000多万元，按当时的比值换算，竟然相当于富滇银行发行的滇币总额的175%。结果是滇币贬值，金融混乱，物价上涨，汇理银行大发其财，而云南民众大受其害。

没有硝烟的国际“金融大战”

民国初年，云南经济舞台上的一大要角是法国东方汇理银行，此行是在安南（即今越南）设立的银行，是滇越铁路的大股东，通过滇越铁路的修建和运营大举进入云南，在蒙自设立了分行，继而在昆明设立办事处，竭力以滇越铁路公司垄断云南进出口贸易，操控云南金融市场。

晚清时期，云南财政款项都由王炽的“同庆丰”票号保管并承汇，东方汇理银行进入云南不久，便利用“善后大借款”五国银行团成员国地位，取代“同庆丰”，获得了保管、承汇云南财政款项的特权。蒙自、思茅（今普洱）、腾冲3个海关的税款、云南全省盐课和邮政收益，每年达200万两白银以上，全都收进了东方汇理银行。这些款项陆续收入、定期解缴，其间有个时间差，被法国人用来开展大锡跟单押汇和信贷业务，以“空手套白狼”，逐步操控了云南金融。

大锡是云南最主要的出口商品，是云南外汇的主要来源。当时蒙自海关出口商品总值占云南全省出口总值的80%以上，而大锡出口又占蒙自海关出口总值的70%至80%，大锡出口事关云南外贸大局。东方汇理银行推出大锡跟单押汇业务，个旧锡商只要把出口单据交给他们，便可得到部分预付货款，由东方汇理银行代货主收取货款，收齐后扣除利息和手续费，再向货主交割其余货款。就这样，他们利用保管的云南财政款项，大做无本生意，赚取大量利息，更通过操纵汇率，垄断云南外汇，控制云南经济命脉。在这种情况下，云南当局兴办的富滇银行被逼到了墙角。再加上其他缺陷和失误，到1932年，富滇银行已到了濒临倒闭的绝境，不得不重组为富滇新银行。1934年，著名实业家缪云台临危受命，就任行长。他谋定而动，亮出“两板斧”，向法国东方汇理银行发起了绝地反击：

其一，电请中国财政部门将云南征收的国家税款改由富滇新银行保管、解汇。不久，云南海关、邮政、盐务等税款都从东方汇理银行转存到富滇新银行，由富滇新银行保管、解汇。此着犹如釜底抽薪，东方汇理银行的“无本生意”做不成了，而富滇新银行则“手中有钱，心里不慌”，有点儿“财大气粗”了。

其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缪云台大摆擂台，和东方汇理银行大唱对台戏，开展跟单押汇业务。富滇新银行每天挂出汇兑牌价，只要牌价相同，出口商有义务将运货单优先押给富滇新银行，同时取得贷款。如果出口商出售外汇兑换滇币，富滇新银行也有以市价购买的优先权。

“两板斧”砍出，东方汇理银行强烈反对，甚至通过越南海关限制云南出口货物过境。云南当局有点儿发虚，准备让步。缪云台坚决反对，毫不退让，和法国人对峙了几个月，滇越铁路公司货运锐减，收入大受影响，已经难以为继。最后由铁路托拉斯出面调解，东方汇理银行不得不让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