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文学史上，鲁迅曾用“赵令仪” 的笔名在《申报 · 自由谈》《太白》等报刊上发表过《女人未必多说谎》《论“人言可畏”》等作品。抗战时期，黄裳因为敬重鲁迅，也曾署名“赵令仪”,模仿鲁迅《马上日记》,为《宇宙风乙刊》写过《读书日记》。（黄裳：《我的集外文》,《来燕榭文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146页）再加上黄裳曾有被征调为美军译员到印度集训的经历，所以第三位“赵令仪”歌颂远征抗战的《去国草》和《马上吟——去国草之二》等，也就一度被认为是黄裳的作品，引发了新的误会。
一、“生平不详”的“赵令仪”
“赵令仪”的《马上吟》最初发表在 1942年4月20日《文聚》第2期，后被孙望、常任侠的《现代中国诗选》和闻一多的《现代诗钞》等收录，在当时流传较广，产生过一定影响。但闻一多的看法很快发生了转变。1945年的昆明诗人节纪念会上， 闻一多作了题为《艾青和田间》的著名演讲，赞扬了田间和艾青的人民性之余，反过来批评自己原先颇为欣赏的《马上吟》说：“这诗里是什么山茶花啦，胸脯啦，这一套讽刺战斗，粉刷战斗的东西，这首描写战争的诗，是歪曲战争，是反战，是把战争的情绪变转，缩小。这也正是常任侠先生所说的鸳鸯蝴蝶派。”（闻一多：《演讲录·艾青和田间》,《闻一多全集》第3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第579页）不过，闻一多的批评并没有妨碍这首诗继续流传，《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以及规模更为浩大的《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等，都收录了《马上吟》。“赵令仪”的名字，也随之引起了关注 。
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称赞《马上吟》“结构很别致”,文字“新鲜有趣意”, 但作者赵令仪“经历不详”。（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下卷，昭明出版社，1978年，第237—240页，第240页）毛翰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新诗分类鉴赏大系》认为《马上吟》是一首“洋溢着乐观主义精神”的 “军旅诗”,作者赵令仪同样“生平不详。”（毛翰主编：《20世纪中国新诗分类鉴赏大系》,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727页）唯一的例外，是吕进主编的《爱我中华诗歌鉴赏· 现代分册》。该书一方面称赵令仪是“40年代曾有过一定影响的军旅诗人”,“生平不详”,一方面又引用台湾学者王志健《现代中国诗史》(台湾商务印 书馆，1975年)的相关文字，说“赵令仪战时曾在政治大学读书，后来曾参加过青年军，诗如其人，丰姿甚美”。（吕进主编：《爱我中华诗歌鉴赏·现代分册》,重庆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69页）
二、黄裳与“赵令仪”
如前所述，因黄裳曾用过“赵令仪”这个笔名，所以也有学者把《马上吟》《去国草》等诗看成是黄裳作品。徐酒翔的《中国现代爱国诗选》就把《马上吟》的作者定为“原名容鼎昌”,“自幼在天津上小学和中学”的黄裳。（徐遒翔编选：《中国现代爱国诗选》,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94页）他和钦鸿编撰的《中国现代文学作者笔名录》,也说黄裳曾以“赵令仪”为笔名在桂林《文艺生活》《大公报 · 文艺》发表过《去国草》等作品。（徐遒翔，钦鸿编：《中国现代文学作者笔名录》,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583页）陈玉堂的《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全编增订本)》也说到黄裳以“赵令仪”为笔名在 《文艺生活》《火之源文艺丛刊》发表过作品。（陈玉堂编著:《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全编增订本)》,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121页）彭放主编的《中国沦陷区文学研究》认为《去国草》为黄裳所写，其笔名“赵令仪”还见于桂林《大公报 ·文艺》。（彭放主编：《中国沦陷区文学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340页）陆耀东的《中国现代爱国诗歌精品》比较谨慎，说《马上吟》“疑为散文家黄裳所作”,但在说明“疑为”的理由时，还是把“赵令仪”和黄裳看作了同一个人：“因他曾用‘赵令仪’的笔名。同时，他于1943年被征调往昆明、桂林、贵阳、印度等地任盟国美军译员。”（陆耀东编：《中国现代爱国诗歌精品》,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15页）
几年前，宫立也在《略谈黄裳的三篇集外文》(《现代中文学刊》,2012年第5期), 《“赵令仪”是谁》(《文汇报》,2012年11月20 日)以及《新发现的来燕榭早期集外文》 (《新文学史料》,2013年第2期)等文中，把 《去国草》断为黄裳的集外文。
曾把“赵令仪”等同于黄裳的钦鸿，针对宫立的说法，指出了《去国草》和《马上吟》的作者不可能是黄裳。其理由有二。 第一是时间不对：“赵令仪”1942年入缅， 而黄裳1943年下半年才被征调人伍，在美军炮校担任译员，没有去过缅甸。第二， 《去国草》的“文笔和风格与黄裳的文字有明显的区别”。多年来致力于中国现代作家笔名研究的钦鸿，早在《中国现代文学作者笔名录》出版后不久，就意识到了《去国草》的作者“赵令仪”不宜和黄裳直接等同起来的问题。为此，他曾致信黄裳本人，并向李一痕、许渊冲等历史当事人多方求证，证实了《去国草》确不是黄裳作品的推测。但这位“赵令仪”究竟是谁的问题，仍然不得要领。综合各方面的情况，钦鸿推测认为：赵令仪或者是昆明某个作者署用的一个笔名，或者是当时昆明某一大学的学生。无论如何，他都是一位热爱祖国、富于激情并勤于写作的年轻诗人，在当年全国人民同仇敌忾的抗战大潮中，他曾以自己的青春热血和战斗诗篇，作出过一定的贡献。（钦鸿：《鲁迅·黄裳·赵令仪》,《东方早报》,2014年3月23日）
三、第三位“赵令仪”
事实上，“生平不详”的赵令仪并非毫无线索。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魏荒弩曾在两篇文章中，谈到过赵令仪。一篇是悼念诗人缪白苗的《死者长已矣》,魏荒弩说四十年代中期，“闻先生在一个会上讲《诗与批评》,招来了不少文学青年去听讲。会后，友人赵令仪将所作记录稿交给我，想在《枫林文艺》上发表”,不巧《枫林文艺》在停刊改组，魏荒弩就寄给了李一痕。（魏荒弩：《死者长已矣》,《隔海的思忆》,花城出版社，1993年，第109页）一篇是《读书偶记——怀诗人赵令仪》,魏荒弩介绍得很详细：“赵令仪，原名赵继铎，贵阳市人。40年代初就读于云南大学经济系。中等个头，偏瘦，举止洒脱，不拘细行，是个属于智慧型的人。我们常在联大一带茶馆相遇，聊起来没完没了，或在大西门外挺拔的尤加利树下漫步，且谈且走，有时走得很远很远。他才思敏捷，出口成诗。常常是叼着烟斗，眼珠一转，便有诗思涌动，遂匆匆搦管一挥而就，字迹端秀，甚至一字不改。他的名噪一时的《马上吟》,就是这样写成的。”赵令仪是学经济的，魏荒弩说他对诗却情有独钟，“他爱写诗，写得很轻松，随写随丢，除了给朋友们的刊物，很少向报刊投稿，颇有一点恃才傲物的劲头。 前辈中，他仰慕闻一多。每逢集会，只要有闻出席，他也必去参加”。1944年夏，闻一多应冬青文艺社之邀作演讲，当时赵令仪“ 一面听讲， 一面默默做笔记。记录稿简明扼要，非常整洁”,然后把稿子给了魏荒弩，这就是发表在1944年9月1日《火之源文艺丛刊》第二、三辑合刊的《诗与批评》。闻一多这次演讲得以保存并广为流传，赵令仪功不可没。（魏荒弩：《读书偶记——怀诗人赵令仪》《渭水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57-15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