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李迪 杨福寿
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提出要“发展面向市场的新型研发机构”。2021年，《云南省促进新型研发机构发展实施方案》印发，鼓励支持新型研发机构建设发展。此时，为保护洱海而成立的科研机构——上海交通大学云南（大理）研究院，已运行7年。
如今，通过“政府+高校+院所+企业”的多元共建模式，大理州已成功引建8家高能级平台，其中7家获省级新型研发机构认定，数量与质效均居全省前列。新型研发机构，正在成为大理破解聚才用才难题、激活产业转型的关键。
一研究就是十多年
20世纪90年代后期，洱海水体富营养化日益严重。但究竟严重到什么程度？要从哪个方向着手治理？没人说得清。
“农业和环境研究是长期的过程，气候变化和人为活动的影响，短期根本看不出来。”农业农村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大理研究院副院长沈仕洲介绍，2005年起，中国农业科学院陆续在洱海周围开展了一些科研项目，通常持续3到5年，只能解决短期问题。
沈仕洲是云南临沧人，2012年考上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生。同年，农业部正式批复在大理建设野外站，沈仕洲成了第一批来大理驻站的人。抱着“农业科研不一样，成果必须落到田间地头，问题必须到一线去发现”的想法，他一来就是14年。“云南九大高原湖泊周边以农业为主，都面临保护治理问题，洱海很有代表性。能不能做好农业发展与洱海保护的统筹协调，对云南乃至其他高原地区都有借鉴意义。”沈仕洲说。
像沈仕洲一样的，还有很多人。2007年，王欣泽跟随上海交通大学科研团队来到大理，参与国家“十一五”水专项洱海项目的研究工作，最初只是为了完成一个项目周期。随着项目一个接一个，王欣泽发现，洱海这个研究对象太特殊，它的面积够大，深度刚好，水体情况正处于“临界点”，治好了，是全世界的学习样本；没治好，就成为揭示一个湖泊是怎么变糟的警示案例。
“我们在大理研究了19年，哪怕只能为决策提供1%的参考也是有意义的。”上海交通大学云南（大理）研究院院长王欣泽说。
从“借壳”到“建院”
人来了，问题也跟着来了。
沈仕洲回忆，2012年他刚到大理时，野外站名副其实，没有房子、没有设备，只有12块试验田。“连住的地方都没有，采了样只能送回天津做检测。”
为了建站，大理市将162亩国有土地无偿划拨，农业部第一期投资1100多万元，建起了科研楼和辅助楼。解决了房子问题，但由于野外站没有独立法人资格，就没法招人、没法开户、没法申请项目。
当时唯一的办法，用沈仕洲的话说，叫“借壳上市”——与大理市原种场合署办公，借助原种场事业单位的“壳”，先把事情做起来。
大理州科技局副局长杨崇斌介绍，农业部野外站落地时，为了解决相关问题，只能做到“你要壳，我给你找个壳”。2014年上海交大研究院成立时，各级各部门开始主动思考，能不能直接建一个“新壳”？于是，上海交大云南（大理）研究院以“州人民政府直属差额拨款事业单位”的身份正式成立。
身份有了，但“新壳”的运作逻辑完全不同。杨崇斌解释，传统事业单位引进一个专家就得配套一个编制，而新型研发机构没有固定行政级别，没有固定编制和预算，给的是自主权，不需要转人事关系，不需要占编制，以项目为纽带把人请过来。
“有人问，直接引项目不就行了，为什么非要建个单位？”杨崇斌说，“引项目是‘租房子’，到期团队就散了。建单位是‘安家’，实验室、设备、数据、人才等都沉淀在了大理。”
多年来，上海交大云南（大理）研究院通过柔性引进的方式，汇聚了157名专家。从“借壳”到“建院”，不同的探索，走向同一个答案——把科学家留下来。
“损失我们来兜底”
产值高的作物，环境风险大；环境友好的作物，效益上不去。农业面源污染对洱海水质的影响，是一个绕不开的难题。
留下来，正是为了解决问题。2022年2月，由中国工程院张福锁院士牵头，中国农业大学、云南农业大学与大理州政府三方共建的洱海流域农业绿色发展研究院为破解“两难”困局而生。
落地之初，研究院计划在流域推广绿色智能肥料，农户们都不愿冒风险。云南农业大学副校长、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兼法人赵正雄赶到田里，当场拍板：“长不好，损失我们来兜底。”
“老百姓第一个月问‘万一长不好怎么办？’，第二个月问‘还有肥料吗？’，第三个月企业问‘明年能不能再扩大面积？’。”赵正雄回忆，随着秧苗长大长壮，村民们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
2022年到2025年，绿色智能肥料推广面积从水稻100亩、烟草120亩，增至水稻13.66万亩、烟草10.62万亩、蔬菜2.66万亩，氮磷农田排放削减314.89吨，降本增效2.34亿元。
目前，洱海流域农业绿色发展研究院已建成18个科技小院，常驻科研人员及研究生140余人。近五年，大理州累计投入运行经费1.2亿余元，提供办公用房2.3万平方米，支持各机构争取国家和省级科研项目82个、经费1.63亿元，累计柔性引进高层次人才500余名，形成“院士领衔、团队扎根、本土成长”的梯次人才体系。
共同的考题
2021年，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与大理州共建了工业级5G创新应用（大理）研究院。这是大理第一家不是“因洱海而来”的顶尖科研机构。几年下来，研究院的成绩单很亮眼：推动大理入选国家北斗规模应用试点城市，孵化出云南首条智能电动车生产线，产品出口南亚东南亚。
这份成绩单的背后，是远超预期的艰难。在东部地区，做一款产品，上下游配套都在附近，很快就能成型。但在大理，研究院孵化的电动车，很多零部件要从近2000公里外运来。“想建零部件厂，又没有那么多企业配套，很难把上下游生产带过来。如果只供自己用，产业规模上不去，只能放弃。”研究院副院长袁尧说。
人才是另一道坎。研究院的招聘，主要靠“本地人回乡”的动力，非大理籍的高层次人才，很难长期在此扎根。金融支持方面，东部地区的经验是用科创基金“投早、投小、投科技”，项目成功有回报，失败则积累经验。大理却没有这样的投资生态。“孵化出来的项目和企业，没有资本接力，可能活不到盈利那天，或者被迫搬走。”袁尧坦言。
从“治湖”到“治城”，大理的科研版图在扩大。但袁尧知道，“人”的问题、“链”的问题、“钱”的问题，不是研究院自己能解决的。
杨崇斌也在思考同样的问题。他说：“新型研发机构进来了，最大的难点是如何服务好他们，让他们实现自我发展。我们也在积极探索更多方法，共同努力破解‘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