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泽文（大理州作家协会主席）

何永飞是从大理这片热土上成长起来的优秀白族青年作家，他早期创作的一些文学作品曾先后在《大理文化》刊发，《茶马古道记》也曾在《大理文化》节选发表。可以说，由州委宣传部主管、州文联主办的《大理文化》期刊见证了何永飞艰辛而又执着的文学创作之路。作为期刊副主编，每一次审阅到何永飞的作品时，都为他的创作进步感到由衷高兴。因为何永飞的创作不仅充满了民间情怀，同时也充满了大地意识，显示出了“接地气”的写作态势。这一点，就其《茶马古道记》的创作来说，表现得更为充分。

毋庸置言，就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学创作现状来说，诗歌的品质前期还是比较高的，但进入新世纪之后，诗歌创作的总体品质出现了下降趋势。究其原因可能很多，但一个很大的缺憾就在于：写一己悲欢、写个体幽微的生命体验、写自我的作品非常多；或者说关注内心生活的作品越来越多，而关注外在生活的作品越来越少，尤其是写大时代、大主题、大题材的作品更是少之又少。这无疑与我们的诗歌传统是不相符的，是有距离的。无论是我们的旧体诗还是新诗，一直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就是诗人及其作品与时代、与国家、民族、土地和人民，有着牢不可破的血脉联系。遗憾的是在这十几年，这种联系似乎不那么紧密和清晰了。而何永飞创作的《茶马古道记》，突然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乃至让人眼前一亮。对本土的诗歌创作，也有一种提醒纠偏的作用。

在茶马古道上出生和成长的何永飞，对茶马古道始终充满了敬畏和依恋，茶马古道的兴衰也始终牵动着他生命的畅快与疼痛。为了创作长诗《茶马古道记》，为了彰显用茶马古道所装订的一部可歌可泣的民族团结之书、文化共融之书以及社会和谐之书，何永飞毅然走出书斋，走出城市，不畏艰险，不顾劳累，沿着当年的茶马古道，即今天的滇藏线和川藏线，进行了为期数月的游历与考察，无论从感性还是从理性角度上，累积了大量宝贵的创作素材，仅从这一点来说，何永飞就已经为自己的写作设置了难度与高度，这种挑战自我的写作，其本身就具有了写作的最大意义。

尽管当代诗人很多，但进行长诗创作的诗人却并不多见。从这一现象来看，长诗创作确实是有难度的，长诗的写作难度并不在于把诗歌写长很难，而在于从整体上掌握作品的容量，把握作品的方向，处理作品的细部和安排作品的节奏，具有相当的难度，尤其是在创作过程中，创作者需要保持特别饱满的情绪则是难上加难。可喜的是，何永飞不仅选择了长诗创作，而且最终成功完成了《茶马古道记》的写作。

应该说，何永飞创作的《茶马古道记》视野开阔，大气磅礴，叙事缜密、细腻，很好地解决了宏大历史题材和艺术表达相结合的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是一部激情之作，是一部充满想象力之作，也是一部既有创作难度又有创作高度的成功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