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中、缅、印三国交界的野人山，于清末中英勘界时被划为“未定界”区域。勘界之事引起时人忧虑：国土主权与民族归属界线模糊的旧帝国边疆，将有可能成为西方殖民者“入室掠夺”的后门缝隙。于是，很多旅行者和考察者不惧畏途，带着去认识边地国土和边胞的目的主动深入这传闻中原始偏僻的蛮烟瘴雨之地。1942年5月，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失败后，在翻越野人山时牺牲的人数比正式作战中死伤的人数还多①。1943年，中国驻印军入缅反攻，再次进入野人山。“在地图上一向是一块冷僻的处女地，无人注意。但当她一旦成为驻印军作战区域的时候，立即变为关心战局者注视的焦点。”②在亲历士兵的叙述中，野人山不仅是远征军为国牺牲的庄严战地，更成为见证中国士兵征服自然、显示自身强力的地方。对野人山的叙述不是民族危亡时常常感受到的国土收缩和损失的屈辱，而是充分体现了扩张与胜利的民族自信。
勘界和两次入缅作战的历史让野人山进入国人视野，直到当下还一再被书写③,它被赋予众多符号，大有妖魔化、神秘化的倾向。一再被复魅的野人山在当代叙述中成为
①据杜聿明《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述略》,至1942年8月，第五军总人数42000人，战斗死亡人数7300人，撤退死伤人数14700人。见杜聿明、宋希濂等：《远征印缅抗战》,中国文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28页。
②何铁华、孙克刚编著:《印缅远征画史》,上海时代书局1947年版，第11页。
③如石钟山的《中国血》,宗璞的《西征记》,李开云的《花开血途》,金满的《远征：流在缅北的血》,叶晖南的《铁血远征》,吕运斌的《无名的丰碑》,先轸的《远征军日记》等小说；邓贤的《大国之魂》、《父亲的一九四二》,章东磐的《父亲的战场》,蒋晓琴、邓海南的《国家记忆》,熊良钟的《血祭野人山》,何楚的《远征军生命线》,革非的《中国远征军女兵缅甸蒙难记》,李幺傻的《抗战纪实：丛林之虎》,王业腾的《魂兮归来：随中国远征军赴印缅抗战手记》,安于道的《血战缅甸》等纪实文学；还有天下霸唱的《谜踪之国》、南派三叔的《怒江之战》等网络小说。
一个惨烈恐怖、神秘辽远的异域殊方①。当我们揭开附着的历史记忆和文化想象，回到历史场域，发现与当代文学渲染神秘可怕的“异域”相反，野人山在现代时期的叙述中强调的是“同”,即民族国家认同和抗战中的共同命运。在旅行者、考察者和亲历野人山撤退、反攻的士兵笔下，曾经的空白区域成为了可以认识的、彰显中华民族力量的国土。透过现代时期人们对野人山的叙述，我们可以借此思考时人在构建民族国家意义上的“国界”的复杂过程。
一、对空白区域的认识
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很多边疆地区与邻国缺乏明确的边界划定，更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国界线。“民族国家是一种有着明确疆界的政治体制。”②过去模糊的旧帝国边疆，在近代的资源争夺中逐渐被明确地以“边界线”进行划分、切割。在民族危亡之际，边问题不可能以传统的历史归属来划定，其中必然体现列强意志。“自鸦片战争之后，迄于今日，行将百年，此百年之中，国势益弱，外患日多，藩属被夺，领土日损，殊堪痛惜!”③19世纪末以来，殖民者、传教士大量进入西南边地探险。警觉其在边疆地区从事“学术调查研究”所包藏的政治野心④,中国知识分子积极深入边地考察。而云南边疆，曾有片马、江心坡、班洪问题等领土之争，很多旅行者和考察者深入曾经含糊不清并具有极大不确定性的滇缅边地，思考历史上的领土和现代中国的关系，以及如何把边民塑造成能够共同担负起抗战责任的国民之问题。
①当代以“野人山”为题材创作的作品，一再书写士兵在野人山的丛林迷失、异域处境以及战争的死亡与恐惧。对抗遗忘的纪实文学记录野人山战败和反攻的悲壮、恢宏。传记与口述史不断提及惨烈经历，急于正名，难免过于凸显传奇性，其真实性遭到质疑。小说叙述参差不齐，众声喧哗中野人山也成为了一个增加神秘性的叙述元素和想象空间：毒蛇猛兽、吸血蚂蝾、瘴气疟疾，野人山如同地狱，吞噬着士兵的生命，充斥着绝望、惧怕的情绪；野人吃人、强奸女兵，男兵娶了救他的野人留在深山；野人的生活习惯被描述得犹如非洲原始部落；或把野人山视作寻宝探险之地。当然，现代时期也有渲染野人山传奇性的作品，如田堃的《野人山居随笔》谈及士兵与“山头女人”的性爱关系，“所写显得浮泛轻浅”(李光荣、宣淑君：《季节燃起的花朵——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研究》,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03-206页)。但就笔者所查阅的资料，所见甚少，就不论及了。
②[美]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王宪明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页。
③顾颉刚、史念海：《中国疆域沿革史》,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302页。
④如20世纪20年代初，英籍传教士陶伦士(ThomasTorrance)在岷江上游地区传播基督教，认为羌民应是古以色列人的后裔。(见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73-276页。)又如日本扬言“中国不成立其nationhood,所以中国不是一个近代有组织的国家”,并抛出“满洲”非中国领土的观点。(见顾颉刚：《续论“民族”的意义和中国边疆问题》,《宝树园文存》卷4,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23页。)
1894年，中英《续议滇缅界务商务条款》划定了中缅两国中段、南段的边界走向，野人山为北段未定界区域。1935年，中英重组勘界委员会，“英帝国主义对于滇缅疆界划分的目的，是在要争取二十五度三十五分以北的地域，尤其是夺取‘通人西藏’的野人山”①。抗战时期，沿海封锁，因滇缅公路和滇越铁路，云南边疆遂成国防前线。野人山虽为茫茫原始森林，实属边防要隘。潜心研究云南边疆史地的童振藻在《野人山考》“绪论”部分就写明了考察原因：“东北外兴安岭沦入于俄，已崩一角，西南野人山又泰半为英所强占，复陷一隅，残缺不完……不过外兴安岭位交通较便之处，其形势为国人所深知，野人山在地域最僻之区，国人深知其形势者，恐不多见。”②因交通不便，野人山可以说是人们认识的空白区域，偶尔提及的不过是关于蛊毒、瘴气和野人的种种传说，边地的真实湮没在或神秘、荒诞，或危险、诡异的传闻中。为让国人“深知其形势”,助疆界问题之解决，很多旅行者、考察者“深入不毛”,致力于呈现野人山的真实面貌，探寻未定界与中华民族之渊源。滇缅抗战发生后，经历野人山撤退、反攻的士兵，也以自己的亲历书写着野人山的见闻。
(一)从“未定界”到“国土”
“四十年来，中英二国，屡因此而生交涉，边庭扰攘，至今未决，危机隐伏，一触即发。……而政治问题之解决，尤有赖于地理状况之先行认识者也。”③边界的危机，使得学术研究者有着强烈的使命感。抗战初期，出现了一些介绍野人山人文地理的文章④,不是单纯描摹边地风光的山水游记，而是通过实地考察，为民众如实地描述野人山的历史和现状，旨在引起人们的关注。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童振藻的长文《野人山考》。因野人山的“天险可以限隔中外，若为英所得，则英可长驱而入云南”,所以经过多年的走访调查，童振藻从其名称、山脉、位置、河流、气候、物产、人种、交通、隶属等方面作了详细介绍。值得注意的是，文中引用了大量有关野人山的文献，因为童振藻相信这是一种正统、典范观点的历史记忆，可以借此将未定界纳入国家疆界。因英人强在高黎贡山树界桩，欲将野人山北段占为己有，童振藻就查找出记录野人山每一山脉、河流的文献，力证“上引各史乘所载关于野人山隶属吾国之证据……
①方秋苇：《明日之康藏滇桂问题》,世界书局1936年版，第58页。
②童振藻：《野人山考》,《禹贡》第6卷第2期，1936年9月16日，第1页。
③林超：《滇缅北段未定界边境之地理及政治问题》,《地理学季刊》第1卷第2期，1933年6月1日，第1页。
④如希伯的《滇边野人山部落之风俗》,《天南杂志》第1期，1929年5月1日；尹明德的《滇边野人山及恩梅开江迈立开江流域人种》,《地理学季刊》第1卷第2期，1933年6月1日；仲琦的《中缅未定界之史实》,《中国革命》第3卷第25期，1934年7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