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到喜洲大慈寺前，一下车，88岁的张泽湘老人不顾自己腿脚行动不便，拄着拐杖快步走到一座前面长满荒草的门楼前，门上写着“魁星门”。他仔细地端详了一会，然后说，这就是我们当年华中大学的校门，另一面应该有“文明”两个大字。大家走到荒草地中抬头看果然一块已很古旧的木匾上面有斗大的楷书“文明”两字。

    又回梦里都牵挂的故地

    今年88岁的张泽湘1941年随华中大学从湖南辗转经桂林、越南、到昆明后又长途跋涉到大理喜洲。在喜洲他完成了大学学业。1945年毕业后他留校任化学系助教，直至学校1946年回迁武汉，他才离开喜洲。在喜洲近6年生活已深深烙在记忆中。“我经常在梦里梦见喜洲。昨天还没到喜洲之前，在喜洲的生活就像放电影一样清晰地在我脑海中。”

    虽然近90岁的高龄，但张泽湘老人思维敏捷，记性十分清晰。站在当年的学校大门，他依然清楚地记得自己走进大慈寺的情景：经过一条长长的宽巷道后，看到了大门，大门口停有一辆小汽车。当时能在喜洲这样偏远的农村看到小汽车他觉得很稀奇。那辆小汽车是用来发电的。走进大慈寺后，他开始了自己在喜洲的生活。

    “这里是化学系的教室、这里是物理系。”张泽湘站在一排现已成为一所幼儿园教室的房子前，抬着拐杖指着。在一座三层高的庙殿前，张泽湘激动地说，当年化学系的实验室就是在这儿。我大学毕业后留校任助教，晚上独自一个人在这庙旁的一个木板房里负责看守化学实验器材。冬天“呼呼”响的狂风吹得庙殿的的飞檐下悬挂的风铃“叮叮嗒嗒”直响，想起平时看到庙里看到红红绿绿怒目圆睁的菩萨，一个人越想越害怕，吓得用被子蒙头睡觉。

    “回迁武汉时，学校将一些不能带的各种实验仪器和用品赠给五台中学。我当时带了几个学生把一些化学玻璃仪器和药品送到五台中学。今天早上校庆庆典结束后，我还专门到学校的化学实验室摸了一下那些至今还保存着的仪器。”老人说着，流下激动的眼泪。

    从敲钟人到“王军长”

    “王军长，这里就是你当年敲钟摔倒处！应该立块碑纪念！”在当年作为学校临时礼堂的大慈寺主殿前，7位老人提议合影。照完合影。张泽湘老人对被几位老校友戏称为“王军长”的王长烈开玩笑说。

    今年82岁的王长烈是1945年考入华中大学。由当时任助教的张泽湘从昆明将他和其他新生一道带到了喜洲。在喜洲度过近两年难忘的时光后，随校回迁，毕业后参加了解放军，后来长期在军事院校任教，军衔至少将。所以被大家称为“王军长”。

    和张泽湘一样他对学校门口的那辆小汽车也印象很深。初到喜洲，看到学校在这样偏僻的地方，他对报考这所学校感到有些后悔。但晚上看到在这里同学上晚自习居然有电灯，而且是用汽车发电，而且汽车发动的能源竟是用木炭。让他觉得学校了不起。更让他感到了不起的是这里的教授在当时就让他知道原子弹、核弹是怎么回事的。让还他感到惊奇的还有：当时他刚18岁，但上课时，老师竟称“Mr王”，师生平等融洽让他印象深刻。

    当然，在那样的环境下形成学生对教师也相当尊敬。重回故地，每到一处，张泽湘老人都会仔细地向大家介绍，这是原先的什么教室，这儿原先有什么。王长烈有时忍不住要补充几句，张老会用拐杖指着他 “先让我讲，你先去一边呆着去。”82岁的王长烈就像小学生一样乖乖地走到旁边的一棵菩提树旁。在树下的花台边坐着的黄绍溥。他俩谈起当年的课程。谈着谈着两人对一道方程是用物理方法解还是数学方法解争论起来，并拿起一个小树枝在地上列起式子。让人不由想起当年这棵菩提树下学生学习讨论情景。

    当年，王长烈勤工俭学担当了学校上下课的打铃人。当时，无论是在教室上课或是没有课在校园，王长烈都随身携带两样东西：一个马蹄形小闹钟和敲钟棒。当时学校的规矩是：敲钟上课、敲钟下课。即便到下课时间，王长烈的钟未响老师是不能擅自下课的。有时上课遇到讲得精彩的教授，王长烈会因为听得入神而忘了去敲钟，而教授也竟会继续讲下去。同学们于是就开玩笑说他是对教授有意见就故意不敲钟。

    当有几位老校友又拿这事开玩笑，张泽湘袒护地说，没有的事。其实“王军长”当年敲钟是蛮尽职的。有一回他在楼上看书看得忘了时间，过了半天有同学去提醒他。他急急忙忙三步并一步地从木楼梯上跳下来，结果从台坎往院子跳时滑倒了，头上摔了一道口子。他还是不忘先将钟敲响。

    女生宿舍就在我家

    王长烈在院中看了一下指左边的一排房子的说，当年钟就挂在那边。并向大家讲述钟形状。而一直默默地在随大家察看的尹尧举老人对王长烈说，钟应该是挂在右边这排房子的这个角落，当年是这样悬挂的。王长烈仔细地回忆了一下后认可了尹尧举老人的纠正。

    对尹尧举老人来说，喜洲不仅是他母校所在地，这也是他的老家。他对这里的每一个建筑比别人都更加熟悉和有感情。

    “当年华中大学的女生宿舍就是在我家的前院。我们在后院生活。”他告诉记者。

    尹尧举的高中是在昆明就读，因华中大学在喜洲办学，1942年高中毕业他报考了华中大学，又回到喜洲。他说，当时学校有许多大理籍的学生，仅他班上就有5个喜洲的同学。1946年学校回迁武汉，尚未毕业的尹尧举随校从此离开了喜洲，离开了家乡。

    石栏杆前珍贵的合影

    参观过大慈寺的校址后，老人们又去寻找当年住过的宿舍。参观当年的苍逸图书馆。在图书馆前那块纪念碑前的汉白玉栏杆前，沈骏特意叫人帮她照一张相片。当年，就坐在这个栏杆上，她和一位姓白的华中大学大二的女生一起合了一张影。她一直珍存着这张与喜洲有关的照片。

    1945年，沈骏的父亲因为想回武汉，就从云南大学转而应聘到位于喜洲的华中大学。作为教师子女她在五台中学就读。由于生性活泼，当时14、15岁的小姑娘沈骏很喜欢和华中大学的大学生在一起。她还大胆地参加了华大英语系组织排练的郭沫若的戏剧《棠棣之花》。并获得大家的夸奖。几十年过去，沈骏对华大在喜洲艰苦的条件下却有丰富的文艺活动记忆犹新。沈骏深情地说，我的第一篇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就是回到武汉后写关于大理喜洲的，我虽然在喜洲呆的时间不长，但喜洲己成为生命中重要的回忆。

    记忆深刻的大青树

    几位老人不顾上午参加庆典活动的劳累。在喜洲每到一处当年学校学习生活的旧址，都认真的看着，细细地述说当年的往事。不知不觉，暮色下降。包佶、包俶姊妹有些焦急地催促大家。她们想要到喜洲出村的两棵大青树下看看。她们清楚地记得，当年父亲包鹭宾教授在喜洲积劳成疾去逝后，就是经过这两棵大青树出殡的，并且是按喜洲的风俗绕大青树三圈。姊妹俩这次回来专程要去那留个影。在大青树下，包氏姊妹照完合影，抑制不住的激动。

    在暮色四合中，一行老人在大青树下合影后结束了一天的旧地重寻的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