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墨喜洲寻古韵

■　北　　雁

2018年6月22日 星期五 阴

洱海西岸，历史悠久的喜洲古镇是大理文化版图上绝对绕不过的地域。作为大理两千年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喜洲早在六诏与河蛮并存时就已是白族聚居之地。它原为大理河蛮的城邑，隋代史万岁曾驻兵于此，因而又被称之为“史城”或“史赕”，唐时南诏国曾在此建都，《大理县志稿》载：“唐大历十四年，异牟寻立功迁史城，贞元初始改筑羊苴咩城。”喜洲时称“大厘城”，当时已是“邑居人户尤众”，是南诏中央政权直接管辖的“十睑之一”。

从海舌回来到达喜洲，随着滚滚的人流走进喜洲古街，两边的房舍颇显古意。我似乎嗅到了历史深处的气息。我知道，作为短暂的南诏都城，后为防备吐蕃的进攻而迁都羊苴咩城（今大理古城），但喜洲并未从此衰落。在大理，自古即有“穷大理、富喜洲”之说，喜洲人被称为“白族的犹太人”，历来文商并重，家家户户都重视子弟的文化教育。在轻盈的脚步中来到古镇四方街中心的牌坊下，只见坊上刻满了小镇曾经的历代名人，短短明清两代，喜洲居然就出过进士35人，举贡200多人。而另一个数据却更加让人肃然起敬：新中国成立以后，喜洲籍享受正高级以上职称待遇的学者专家就达400余人，因而又被誉为“四百教授一家乡”，在三滇大地绝无仅有。

喜洲人素来富有进取心，敢想敢干敢闯，至今足迹遍布全球，享誉云南的“三大侨乡”，自然首推喜洲。而且喜洲自古富不嫉贫，贫不妒富，早在民国时期，巨商严子珍、董澄农等为首的“四大家族”，热衷于公益事业，建成万花溪电站，使喜洲成为大理最早点亮电灯的集镇；同时建医院、办学堂，修桥补路、支持教育，还在抗战时期力促华中大学（今华中师范大学）西迁喜洲办学8年之久。崇文尚教之气，令老舍亦十分惊叹，直言恍若走进了“英国的剑桥”。

历数喜洲人文，其中最不能错过的就是明正德丁丑（1517年）考中进士的杨士云。他字从龙，别号弘山，生于明成化丁酉（1477年），卒于嘉靖甲寅（1554年）。自幼聪慧，并且年少力学，工于辞藻，但早年却在科场中一再失意，考中进士时已是不惑之年。入仕后先选翰林庶吉士，后转给事中，不久因父亲去世，千里奔丧回家，料理完后事，亲戚朋友都劝他回去做官，他却称“太孺人（母亲）在堂，何忍离去，且万无奉以俱往理”，从此守孝不归，在家孝养母亲，并终日坐卧小楼，人称“七尺书楼”，悉心研究学问。地方官员怜楼太窄，多次建议扩修，他却说：“先人容焉，于某侈矣。”安贫乐道，足不越户，潜心修习，闭门读书，及至后来母亲去世，亦不复出。超然物外，淡泊名利，终成一方巨儒。后有清代大理名士赵藩主编《杨弘山先生存稿》12卷，广泛涉及经书、子集、历史、地理、天文、历法、音乐、文学、艺术等多个领域，影响较为深远。

更让我敬佩的是他的人格。据载，杨士云为官清廉，并且为人刚直，关心人民疾苦，在京任职时，闻河北等省发生灾情，即奋笔书成《赈济饥民议》，上书明朝皇帝。正德己卯冬（1519年），杨士云奉诏查盘湖贵粮积事，事后取道省亲，远离家乡千里之外，即遣退随从人马，单车匹马回乡，不想以权势耀武扬威，欺压百姓。

喜洲古镇文人辈出，自古饱蘸文墨书香。最让人感叹的是古镇上大量的白族民居。喜洲白族民居建筑是全国最具代表性的白族建筑群落，至今保存完好的仍有88院，横跨明、清、民国六百载光阴。在这里，每一条古巷有一种浓厚的历史沧桑感，从四方街旁的一条小巷穿进，一色低矮、古旧的房舍，在明朗的阳光下更显久远之气，每一道门、每一堵角上，都挂有一些象征其深厚历史的招牌，哪怕是在一个窄小的门楼前，我都会报以一种仰视的目光。

“七尺书楼”就潜隐在喜洲古巷的民居建筑群中。但正如我想象的那样，那只不过是一个窄小简陋的小院，土木结构，瓦顶泥墙，在富丽堂皇的建筑珍园中显得有些高傲、清瘦和硬朗，如同当年的主人一般气宇非凡。我在楼下久久凝视。旁边亦有人来，和我一样在形迹斑驳的墙底静静地仰视一番，接着充满虔诚地拍下一张照片，方才不舍地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