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的脉络

第二部分的关键词是“石器时代”和“青铜器”、“洱滨人”。

剑川有个象鼻洞，宾川有个白羊村，这两个地名近几年越来越出名了。因为考古发现的不断出新。所谓的“石器时代”，通俗意义上是指开始出现人类，人类在某个地区进行生产和生活，留下了人类活动的痕迹，旧石器时代所指的是那时候的人用的东西都是纯天然的，用树枝与野兽打架，用石头砸坚果，石头是地上随意捡起来的，也就是说，人类和动物最根本的区别是会使用工具，而这个时期的工具，都是没有经过加工的，所以是旧石器时代，而经过漫长的岁月之后，在生产生活中，一些聪明的人开始把天然的石头敲打磨制成小薄片，用来割东西，或者把敲打成尖状的石块绑在树棍上去刺杀野兽，这时候就是新石器时代了，人开始动脑筋发明创造了，人类文明开始有了萌芽。

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开创了云南田野考古调查先河的吴金鼎等人就在苍山缓坡上发现了多处新石器时期人类的活动遗迹，证明在一万多年前大理地区就有了人类活动之后，至少在五千多年前，这些人已经开始用打制的石镰割稻穗，用骨针织渔网下洱海捞鱼了。在剑川甸南镇合江村象鼻洞发现的那些被人用过的纯天然的石器，证明这是旧石器的中晚期，距今一万多年，离它不远的东边，在剑湖边，则是闻名中外的海门口，这个遗址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四次大规模发掘（到现在其实是进行了七次，最近三次是在国家文物局批准下，由云南省考古所和四川大学共同进行的，范围更广但是是对前四次的深度拓展），证明不仅是新石器时期人类的重要活动场所，而且有大规模的干栏式建筑，有大批打制石器、陶器、骨器等，有稻种，有青铜器，年代大致2500至3000年前，与它呼应的，是洱海东面银梭岛贝丘遗址和再往东的宾川白羊村遗址的大量新石器时期器物的出土，也都有相关的青铜器以及炼渣、铸范，证明洱海流域在这个时期普遍进入了青铜初期，文明曙光初现，而在此再往东的祥云大波那青铜棺的出土，以及云南最出名的两个青铜考古发现地——楚雄万家坝东周古墓群（铜鼓）、玉溪江川李家山（牛虎铜案）（晋宁出的是滇王金印），都与大波那时代相仿，这时候是中原的战国时期，2500多年前。这样看来，自西往东，从剑川的象鼻洞经海门口到洱海至宾川再到祥云、楚雄、玉溪，云南本地人类活动及文明初创期的轨迹很明显地呈现出来，那时候，山高水长，交通阻隔，作物物种乃至青铜冶炼术，都不可能是从中原传过来的，应该是本地人类在生产生活中摸索出来的，而现在已经确定的在海门口生活的“洱滨人”与在祥云大波那生活的“昆明族”都是当时的本地土著，在云南之西这一小范围内经过成百上千年的发展，人员的短距离迁徙是会存在的，所以，结合历史学家和民族文化学者的研究提出的“昆明”是“昆弥”，“昆明蛮”是古白族语“苟弥苴”（白族语：临水而居的人）的发音的说法，在苍山洱海范围内当时生活的人，统一称着“洱滨人”是较为恰当的，尽管初期在剑湖边生活的人和洱海边生活的人以及在祥云坝生活的人可能是不同的族群，但后期在往来的过程中，有交集和融合后，在西洱河畔的人群，被认定为“洱滨人”是不突兀的，也由此，后来说的“洱河蛮”被确定为苍山洱海间的土著，是科学的。

当然，从这些推断中，如果要我们对今天大理本地的白族先民以及本地的彝族先民的来源作说明的话，流行的那四种来源说中，我们基本认可的是本地原住民与外来人融合后发展起来的，而纯粹说的北方游牧民族迁徙过来、中原汉族充军流放而来、印度和吐蕃辗转而来等，都是不太合适的和牵强附会的。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