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莲奇老人展示“集团结婚纪念章”。 ［杨士斌 摄］
赵应生老人（右）向喜洲村委会文书严蓉华讲述当年参加“集团结婚典礼”的情景。［杨磊 摄］
1936年5月26日，一场举世瞩目的集体婚礼在大理喜洲举行，12对新人一起携手走进婚姻殿堂
72年前的那场集体婚礼
□ 本报记者 杨 磊
1936年5月26日，大理喜洲举办了一场集体婚礼（当时称“集团结婚”），12对新人一起携手走进婚姻殿堂。因为是在农村举办，所以这场婚礼轰动一时，甚至被认为“史无前例”。
8月18日， 在喜洲村委会的帮助下，我们找到了这场婚礼的见证人，苏莲奇和赵应生两位老人。72年前，在那场举世瞩目的集体婚礼上，两位老人是两个娇羞的新娘。
岁月如梭，两位老人如今已年逾九旬，对往事的记忆也有些模糊。但提起当年的集体婚礼，两位老人脸上总是浮着笑，眼睛里闪着兴奋的泪光。
这里，我们通过整理老人片断的回忆，和老人一起回到72年前那场令人兴奋的婚礼。
讲述人：苏莲奇 91岁
结婚那年，我19岁，丈夫杨锡羡20岁。我家住在彩云街，杨锡羡家住在寺上街，我们两家相隔只有五、六百米。我和杨锡羡经常在街上相遇，心里暗暗互相喜欢。后经媒人撮合，我们两家结亲。
结婚前，为了倡导节俭，县（编者注：大理县）上要在我们喜洲组织一个集团结婚典礼，还派人来动员我们参加。集团结婚要求节俭、朴素，男方不下聘礼，请客最多只能请3桌。杨锡羡很激进，他非常支持节俭办婚。但我们家不同意，因为我是家里的独生女，家里认为我应该热热闹闹、风风光光地出嫁。按照当时的风俗，结婚时，男方家要下一大笔聘礼，请客要大请三天。许多家庭困难的，为了结婚，甚至卖房、卖地。
为了顺利和我结婚，并参加集团结婚典礼，杨锡羡长跪在我父母面前，求他们同意我们参加集团结婚。最后，我父母同意了。
集团结婚典礼是在财神殿举行的，共有12对新人。结婚那天，县里为我们12对新人提供了礼服和花冠。但我觉得，大家都穿一样的衣服不好看。于是，结婚前几天，我就自己亲手缝了一件旗袍，粉绿色的，长至脚踝，镶上当时最时兴的花边和排纽。结婚那天，我披着长发，头戴花冠，身穿我自己亲手缝的旗袍，脚上是一双绿底起花的布鞋，显得非常特别。而我的新郎杨锡羡穿着一件长布衫和马褂，非常帅气。
结婚典礼的场面布置得很简朴，却非常热闹。县上的官员都来了，还有学生。集团结婚典礼上，县长致辞，还亲自给我们挂了纪念章。杨锡羡和我，我们双方互换了金戒指。典礼过后，我们双方家里按照要求，只办了3桌客，请亲戚吃了顿饭。
结婚典礼虽简单朴素，但我永远也忘不了。结婚一年后，杨锡羡带着村里的一批青年离开了家，就再也没有回来。
讲述人：赵应生 94岁
想起72年前的集团结婚典礼，我至今仍感到光荣。
我家有6个孩子，我排行老三，上面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哥哥结婚那会，家里大操大办了三天，请了许多人，花了很多钱。幸好我们家当时家境好，还承受得起。当时，按照传统旧俗操办婚礼，最少要花1000块大洋。我结婚的时候就不同了，我们参加了集团结婚典礼，家里就基本没花什么钱。
我的丈夫叫严士仪，我们参加集团结婚典礼得到了双方长辈的支持。
结婚那天，我的新郎严士仪带着政府提供的轿子来我家迎娶我，那是一顶大红轿子，是当时最宽的轿子。我坐着轿子和新郎一起到了财神殿。财神殿前有一个用松柏扎成的牌坊，周围有色彩鲜艳的花，花是用皱纹纸做的，非常漂亮。县里还请来了乐队，一有新人到来，乐队就会奏乐欢迎。当时的场面非常热闹，财神殿里挤满了人。县长、教育局局长等县里的官员几乎都来了。
结婚典礼开始时，县长致辞，我们12对新人分成两排站在两边。我们都穿着统一的礼服，新娘手里都提着漂亮的花篮。县长致完辞后，紧接着是县里的官员们讲话。
结婚典礼上，县长为我们证婚。新人双方互换了信物，县上还赠给我们纪念章。这让我们感到非常荣耀。
我们那次集团结婚后，集团结婚渐成一种风气，年轻人都喜欢参加集团结婚。此后，喜洲还举办过几次集团结婚，但都没有我们那一次热闹。我的一个妹妹也参加了集团结婚。后来，因为没有政府部门组织，集团结婚就停办了。
《新喜洲》记录激动人心一刻
“集团结婚”旨在倡导节俭
本报讯（记者 杨磊 通讯员 杨士斌）苏莲奇和丈夫杨锡羡当年参加“集团结婚”后，写了一篇文章《写在参加集团结婚后》，发表在《新喜洲》刊物上。《新喜洲》是1936年喜洲人在上海创办的一本综合性杂志。
在大理市政协编印的《重读<新喜洲>》里，我们再次看到了那场令人瞩目的集体婚礼。
苏莲奇和丈夫杨锡羡在文章中写道：“我俩是此次喜洲第一届集团结婚十二对当中的一对，讲到学识，是丝毫没有的，讲到经济，更完全不能独立。但自小看见地方上的婚姻形式，极尽奢华铺张，就是毫无力量的，也都在拼命挣扎着。好虚荣爱面子的恶习，深深地牢种在每个民众的心苗。所以只要一经结婚，那么婚嫁当中及过后，就会演出拉债欠债变卖田产的种种痛苦现象伤心惨状来，这是何苦呢。”“我们所渴望的提倡俭约破除奢靡的集团结婚竟于（编者注：1936年）五月二十六日，在喜洲产生了。……希望喜洲的青年男女，甚至于有钱阶级的人们，自动的快来参加吧！我们要将那时间上无谓的牺牲，从事于学业建设；经济上无谓的虚耗，从事于储蓄救国；精神上无谓的疲苦，从事于职业生产。”
《新喜洲》刊发的《大理县史城镇（即喜洲）第一届集团结婚实现了》一文，祥细记录了苏莲奇他们参加的那次集体婚礼。文章说，当时的地方人士，为“谋打破浮华，力求俭约，以改革奢侈之恶习，减少无谓之应酬起见”竭力提倡“集团结婚”。为筹办“集团结婚”，当时还成立了筹备委员会，委员会分“总务、指导、登记、调查、宣传等五股”。
经过调查登记，当时，喜洲青年要结婚的有十五、六对。经委员会审查，排除不合格者及女方有异议者后，最后确定了12对新人参加“集团结婚”。
“集团结婚典礼”选在喜洲的财神殿举行，礼堂由五色纸花、彩布装饰，厢楼前挂有标语式的蓝底白字横幅，大门外扎有一座松柏牌坊。为饱眼福，前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大小道途为之梗塞。会场内外，楼上楼下，几无隙地。”会场还设有乐队和男女生唱歌席。典礼上，当时的大理县县长当证婚人，并致辞。12对新人还获赠银质珐琅奖章、纪念章各一枚。
文中说，当时在全国各大城市也有举行“集团结婚”的，但在农村举行“集团结婚”，“那就更没有听见了”。此前，昆明也举行过一次“集团结婚”，但只有8对新人参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