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田兴明

人们经常用“加油”二字来为他人鼓干劲、争上游、夺取胜利。年初，湖北武汉新冠肺炎疫情最为严重的时刻，全国人民都为他们“加油”。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武汉胜利了，湖北胜利了，中国胜利了。这充分体现了“加油”一词的强大魅力。

传说嘉庆年间，举人张瑛在贵州安龙为官时，十分重视文化教育，每到午夜交更时分，就会派两个差役挑着油篓提着灯笼巡城。看到哪家窗户亮着灯，就停下来高喊一声“府台大人给相公加油喽！”待读书人拿来油灯，差人便给添满油，送上一句“府台大人祝相公读书用功、获取功名”。接着又向下一户亮着灯、有读书声的人家走去，直到天亮。三十余年，夜夜如此，从不间断，使得当地人才辈出，这就是“加油”一词的由来。

我的老家桐梓县安宁村，漫山遍野、田间地头都生长着桐梓树，每年二三月开花。小时候，父母常教我唱童谣：“桃花开，李花落，桐梓开花点包谷”。到了八九月份，桐梓树结的果实成熟了，家家户户都下地收捡桐籽，剥桐瓣送到榨油坊加工。榨出的桐油经济价值很高，用途十分广泛，最普遍的就是当地村民晚上用来点灯照明。我读小学的时候，经常放学捡散桐籽、桐瓣去卖，以积攒点学费，对桐梓树的印象极为深刻。

千百年来，桐油点灯被贵州许多地方广泛使用，张瑛为读书人加的正是“桐油”。每当想起这个“加油”的典故，我就会联想到父母生前为子女加油鼓劲的往事。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期间，红一方面军一部驻扎在桐梓松坎一带。为了解情况，掌握敌情，他们派出部分红军到我的老家酒店垭一带走访群众。然而，受国民党反动宣传的欺骗，得知红军来了，当地的群众都跑到附近的树林和山洞里躲藏起来。当3名红军战士到我家乡安宁村时，全村只有我母亲一人在家看屋。红军战士向母亲说明来意，宣传“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打富济贫是为了穷人翻身得解放、当家做主人”的道理。母亲很受感动，搬出一张长凳请他们坐下，召唤上山躲藏的村民们回到了村子。后来红军根据村民提供的情况，将地主压榨穷人的不义之财分还给了大家。

红军战士的到来是偶然的，但他们宣传的革命道理，却深深地扎根在了父母的心里，由此催生的红色基因，融入了一对受尽旧社会压迫剥削的农民夫妇的血脉，影响并改变着我们整个家族几代人的命运。

解放初期，我家分得了房屋和田地，翻身做了主人，父亲当上了农会主席，母亲也成了妇女干部。父母以主人翁的姿态，积极投身到土地改革和建立互助组的革命热潮之中。母亲虽然没有文化，但却是个非常明事理、懂感恩的有心人，她把红军坐过的那条板凳当作宝贝收藏起来，从小就为我们兄弟姐妹讲述“红军坐凳”的故事，回忆当年红军到我家时的情形，以物示人，教育我们要永远听党话跟党走，并把这条红军坐过的凳子捐献给遵义会议纪念馆永久珍藏。每当我们遇到困难或者思想懈怠的时候，就不断地用红军精神来为我们加油鼓劲。

1958年，刚满16岁的我正读初中，县人武部征兵，我就在学校报名应征入伍。临行前母亲嘱咐我到了部队一定要好好的当兵，像当年的红军那样，跟党走听党话，保家卫国，做对国家对人民有用之人。父母的这些嘱托和教诲，使我在50余年的军旅生涯中不断磨炼自己，经受战斗的考验，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人。

我的大哥二哥，他们都曾当过老家两个村的党支部书记，为村民做好事办实事，改变了家乡的落后面貌，赢得了群众的良好口碑。我的其他几个弟妹都分别担任过中学校长、书记、县法院院长、市医院科长、镇长等职。他们无论是在边防部队、司法战线、地方行政，还是在三尺讲台、医疗卫生、新闻宣传等不同的工作岗位上，都能尽职尽责，起到了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成为家乡远近闻名的“党员八兄妹”，当地群众都称赞我们是“红色家庭”“传统之家”。

这个关于加油的故事，鼓励我们始终不忘党恩，牢记初心，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在各自平凡的岗位上加油工作，不断前行，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自己的一分力量。

如今，我们八兄妹中，最小的弟弟都已60有余，虽然我们已经退出了工作岗位，但是我们要把家族的红色基因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融进后辈的血脉里，永不褪色，使之成为家族世代砥砺奋进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