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记者 杨磊 通讯员 杨士斌）苏莲奇和丈夫杨锡羡当年参加“集团结婚”后，写了一篇文章《写在参加集团结婚后》，发表在《新喜洲》刊物上。《新喜洲》是1936年喜洲人在上海创办的一本综合性杂志。

在大理市政协编印的《重读<新喜洲>》里，我们再次看到了那场令人瞩目的集体婚礼。

苏莲奇和丈夫杨锡羡在文章中写道：“我俩是此次喜洲第一届集团结婚十二对当中的一对，讲到学识，是丝毫没有的，讲到经济，更完全不能独立。但自小看见地方上的婚姻形式，极尽奢华铺张，就是毫无力量的，也都在拼命挣扎着。好虚荣爱面子的恶习，深深地牢种在每个民众的心苗。所以只要一经结婚，那么婚嫁当中及过后，就会演出拉债欠债变卖田产的种种痛苦现象伤心惨状来，这是何苦呢。”“我们所渴望的提倡俭约破除奢靡的集团结婚竟于（编者注：1936年）五月二十六日，在喜洲产生了。……希望喜洲的青年男女，甚至于有钱阶级的人们，自动的快来参加吧！我们要将那时间上无谓的牺牲，从事于学业建设；经济上无谓的虚耗，从事于储蓄救国；精神上无谓的疲苦，从事于职业生产。”

《新喜洲》刊发的《大理县史城镇（即喜洲）第一届集团结婚实现了》一文，祥细记录了苏莲奇他们参加的那次集体婚礼。文章说，当时的地方人士，为“谋打破浮华，力求俭约，以改革奢侈之恶习，减少无谓之应酬起见”竭力提倡“集团结婚”。为筹办“集团结婚”，当时还成立了筹备委员会，委员会分“总务、指导、登记、调查、宣传等五股”。

经过调查登记，当时，喜洲青年要结婚的有十五、六对。经委员会审查，排除不合格者及女方有异议者后，最后确定了12对新人参加“集团结婚”。

“集团结婚典礼”选在喜洲的财神殿举行，礼堂由五色纸花、彩布装饰，厢楼前挂有标语式的蓝底白字横幅，大门外扎有一座松柏牌坊。为饱眼福，前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大小道途为之梗塞。会场内外，楼上楼下，几无隙地。”会场还设有乐队和男女生唱歌席。典礼上，当时的大理县县长当证婚人，并致辞。12对新人还获赠银质珐琅奖章、纪念章各一枚。

文中说，当时在全国各大城市也有举行“集团结婚”的，但在农村举行“集团结婚”，“那就更没有听见了”。此前，昆明也举行过一次“集团结婚”，但只有8对新人参加。